“城市住宅”实质上是分配问题 速度本身不是问题——如果分配问题得以解决，高速发展带来的是机会；反之，高速发展埋下的是危险。【相关专题：2007中国住房保障年】

“卢卡斯问题”与“林毅夫解”

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访问中国，听说我国正在进行宏观调控，感到大惑不解。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一国经济所希望达到的状态就是高增长、低通胀，中国已经做到，为什么还要搞宏观调控？林毅夫的回答非常经典：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两大失衡——经济“失衡”和社会“失衡”。第一个“失衡”，主要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总量(投资和需求比例)和个别部门的超常增长(潮涌现象)。这个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家自己创造的——经济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出在我们选取了成熟经济的平均的结构作为参照。对于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转型经济，局部经济的增长(如重化工、房地产)，特定资源需求扩大(如铁矿、石油)，不仅是正常的，而且是必需的。况且，即使考虑到成本的增加，固定资产的实际投资增速，要远小于名义的投资增速。投资大量涌向资本密集行业，并未导致劳动密集产业资金的短缺——市场上的流动性仍大量剩余。因此，第一个“失衡”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并不充分。

中国经济存在的真正问题，是林毅夫提出的第二个“失衡”：贫富差距拉大，和相应的看病难、就学难、住房难。换句话说，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，主要出现在分配领域，而非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。降低增长速度缩小不了贫富差距。解决不了分配，扩大内需也就无从谈起。【延伸阅读：北京出台房屋租赁新规 住宅禁商条款被删除】

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总财富增长过快，而是增量财富分配不公。速度本身不是问题——如果分配问题得以解决，高速发展带来的是机会；反之，高速发展埋下的是危险。

对于“卢卡斯问题”，正确的“林毅夫解”是：“必须在生产要素的初次分配中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。” 【延伸阅读：住宅结构调控初见成效 供应面积大减套数反增】

社会财富的分配路径

基于公共财产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，已经被实践证明为无效率的。正确的路径不是强调无差异的终点，而是要创造公平的起点。政府的角色，就是确保每次新的比赛开始时，全体公民拥有相同的机会。

生产资料有三要素——劳动力、资本和土地。通过普及教育，实现劳动力的平等；通过股票市场，让公众分享成长；通过房地产市场，使人民获得土地升值。这些发达经济行之有效的分享经济成长的路径，在中国却导致了更加严重的社会分层。

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上述政策完全没有考虑空间因素。

规模经济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特征。只有集聚，要素才能升值。只有进入城市，才有机会分享成长。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最大的不同，就在于空间区位价值的不同。这种价值的不同，使得城市和乡村土地在经济增长中显示出极大的不均衡性——城市土地在工业化／城市化过程中的升值要远远大于农村。正是劳动力要素在空间初始分布上的不平等，导致了生产要素(土地)分配上的不平等，并进一步造成的社会剩余分配上的不平等。因此，工业化土地要素的公平分配，不是普遍地平分地权，而是平分城市的地权。换言之，在哪里拥有地权，以什么样的方式拥有地权，比是否拥有地权更重要。